“天地不仁,以萬物為芻狗”。隨著科學與哲學的發(fā)展,人類對于世界以及自我存在的主體性的探討變得愈加深入,提出了一系列發(fā)人深省的問題——生命的起源究竟為何?人及世界上各物種在進化中是否具備自主性和選擇性?如果有,這又與命運的客觀性力量之間是何關(guān)聯(lián)?這樣的哲思,貌似深奧莫測,浩如煙海。然而,“書山有路勤為徑,學海無涯苦作舟”,讀了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,我的心智掠過一絲曙光。
達爾文以自然選擇與適者生存為主軸,描繪了生命進化的宏偉畫卷。一個不常被提及的論點在我心頭悠然開啟——達爾文主張生命起初是“被創(chuàng)造”的。如詩如畫般,他似是指出所有有機生物的溯源,是來自一口“初生的氣息”。這與傳世經(jīng)典《圣經(jīng)》共鳴——人由上帝之氣而生。達爾文本意在于推廣一種科學的推理,他試圖用自然的選擇與進化當做邏輯上的支撐?!拔囊暂d道”,然其論證多為特殊情況的觀察與推演,難免落入特殊到普遍的推理陷阱。
針對達爾文的理論,人們提出質(zhì)疑——若物種自由進化,過渡型生物應(yīng)當屢見不鮮,然化石記錄卻語默如謎。生物豐富多樣的門類如何自單一起點演變而出?近億年前的寒武紀動物“大爆炸”又如何解釋?
更甚者,“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”這一法則遭資本家進行舶來品改編,演化為弱肉強食的人性赤裸。正如壯志凌云的哲人馬克思針砭時弊所言,“資本的原始積累,每個銅板上都流淌著工人的血汗。”如果達爾文的進化論是曲高和寡的科學課題,那么適者生存的社會版乃是人與人間激烈斗爭的兇殘寫照。烏云背后,我們更應(yīng)關(guān)注的其實是人性與情懷、道義與正義之光。
“智者樂水,仁者樂山”。在生物本能與自然法則間,人的智慧與人道情懷應(yīng)成為我們筑夢的基石。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,我們不應(yīng)忘卻那一脈相承的人文情操,它是照亮人類文明之路的明燈,警示我們,在自然選擇的冷酷無情中,仍需人文精神的溫暖照耀。